金日成时代的绘画作品赏析 - 书画作品赏析

《战争刚结束时在降仙》，油画，崔昌植等集体创作，1961年。选自《国立中心美术博物馆》，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64年版。

《遵循首相同志的现地教导建设地上乐园》，朝鲜画，金相禄等集体创作，1961年。选自《国立中心美术博物馆》，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64年版。文_张家荣我收集到的关于金日成时代的绘画作品中，所署时间最早的是1958年金容俊创作的朝鲜画《舞》和金顺玉创作的油画《儿童节》，前者描绘的是一位进入状态的舞蹈演员，画面干净诗意，后者表现的则是一群儿童踩自行车比赛，也是很生活的画面。

　　朝鲜在这一年的绘画与我们的很不同。

　　在这个时间段，中国已经开展了“大跃进”运动，那么朝鲜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呢？实际上他们也开展了一个“千里马运动”，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千里马运动”主要以前苏联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制定蓝本，当然也参考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大跃进”，要不然可能也不会取出这样的名字。有意思的是，朝鲜人还是比较务实的，并没有让“千里马”成为“大跃进”，而是按该走的方式走。自然，这个“千里马”促进了朝鲜的经济快速发展，并在重工业建设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就。

　　有了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背景，就不难理解在1964年以前朝鲜的绘画并不像当时的中国那样热闹了，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958年起金日成时代的美术才开始绽放光泽。

　　这个时期的优秀绘画作品还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缝纫队员》，很诗意的画面，在冰天雪地里，芦苇瑟瑟，但缝纫队员精神挺拔，她们随时进行工作，执着与希望都在画面里。

　　朝鲜画《遵循首相同志的现地教导建设地上乐园》有点非凡，简单而直接地表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幅画让我们想起“大跃进”时代关于“人间天堂”和“丰收”的画作，加上当时提倡的“壁画运动”，这样的画作应以百计。但在朝鲜似乎并不多。

　　以上这些朝鲜画，都已经具备了金日成时代的绘画特征，它们已经“以新的姿态出现了”，并已开始“适应庄重的现实，继续和发展遗产”，“真实地描绘新时代人民生活的精神世界”。

　　金日成时代的油画作品也已开始收获。《为了祖国》，由画家洪钟源在1961年创作。烽火战场，一名军人正向敌人的枪弹扑去，表现的是永远的英雄情怀。画中的人物形象也是一个英雄应有的姿态，那不是扑向死亡，而是扑向生，扑向绽放。

　　搜寻了一下洪钟源的资料，大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于韩国，后随父母到朝鲜定居，十九岁进入裴云成美术研究所学习，1948年进入弘益大学油画系学习，是专业的画家，成就很高，代表作除了《为了祖国》，还有《石桥痕迹》、《突破难关》、《春》、《我故乡在湖水边上》、《白头山的金达莱》、《母亲》等，从题目来看，他对祖国、对土地和母亲都有着深厚的情感。

　　再看油画《艰难的行军》，由文学洙、朴昌俊等画家集体创作，表现的是抗日武装斗争时期金日成带领抗日游击队转战斗争的场面。这幅画作使我们想到红军长征中的大雪山。

　　油画《战争刚结束时在降仙》，由崔昌植等集体创作，描绘的是“刚停战后金日成同志到惨遭破坏的工厂同工人一起讨论怎样进行恢复建设问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这幅画的心态很平和，而画中的金日成则很随意的样子，一边谈话，一边还在扶着椅子。这个动作是无意识的。就这一点，与我们那个时代的画作也是有区别的。不止如此，我后来在另一本朝鲜画册上，看到关于这幅画的更为具体的解说：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七天，就来到降仙炼钢厂进行现场指导。他在烧剩的白杨树下，推辞工人们请他坐的椅子，却坐在炸塌的残垣上，同工人们商量战后恢复建设工作。他鼓励钢铁战士们，要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材料，我们的力量把钢铁厂恢复和扩建成为比原来更为宏大的现代冶炼厂，往叫嚣什么朝鲜人用一百年也不可能自力建起来的美国鬼子的脑勺子上倾泻铁水瀑布。

　　以上几幅都是油画。油画确实是适合表现战争与建设这样的大场面的，我们的革命史画也大多是以油画来表现的。当时的朝鲜油画和我们的油画大多是借鉴并学习苏联的表现手法的。

　　在1964年以前，朝鲜绘画的指导思想是：“沿着朝鲜劳动党指明的道路，更加深入现实生活，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发挥自己的一切聪明和精力，在我国绘画艺术建树更大的创作成就。”对于这个时间段的绘画作品，朝鲜的评论说：“解放后我国绘画艺术的辉煌成就是由于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进行正确领导的结果。”

　　跨过1964年，此后，朝鲜绘画的发展方向逐渐由“主体思想”来担当指导责任。

　　主体思想，就是朝鲜劳动党建立的思想体系，西方人也称之为金日成主义。它的主要观点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类历史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史；社会历史运动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运动；在革命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自主的思想意识，等等。

　　1967年，金日成综合大学总长黄长烨将金日成有关朝鲜革命和建设的想法综合成主体思想体系。

　　1972年1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指针”。

　　1980年10月，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

　　有人甚至将主体思想追溯到“千里马运动”时，认为这个运动也是主体思想指导的结果。

　　主体思想统领和指导朝鲜的一切，当然也包括绘画艺术。

　　我收集的画册中，关于朝鲜艺术，大都标志为“主体艺术”。比如1972年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在金日成同志的伟大主体思想的旗帜下——为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六十寿辰》画册，关于朝鲜各个方面的建设成就，包括文艺建设成就，无不是在主体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比如1976年同样由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主体艺术》画册里，从电影、歌舞、绘画到建筑、工业设计，无不是在主体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

　　至于绘画，在新的时期，“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有更具体的“教导”：“我们的美术必须成为合乎我国人民生活感情和情趣的真正的人民的美术，必须成为为党和革命利益服务的革命的美术。”

　　这个教导来自1978年朝鲜在首都平壤举行的“国庆三十周年第十四届国家美术展览会”的前言——《灿烂发展的朝鲜美术》。这句话是专门用粗体字标示出来的。

　　毛泽东早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指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为政治服务。

　　与毛泽东提出的“二为”比起来，金日成提出的“合乎”与“服务”的标准还是更实际一些，至少在“合乎”上，强调“人民生活感情和情趣”，而我们的标准，执行到最后基本不需要或者不反映“生活感情和情趣”了。

　　此后，朝鲜的绘画作品都朝着“合乎”与“服务”的方向努力。

　　朝鲜没有搞类似“文革”这样的运动。尽管他们在七十年代也提出过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但他们的革命追求的是“创造性的斗争和生活”，本质上是革新，而不是要别人的命。而且从收集到的画作中看，他们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对文化是尊重的，对道德也是尊重的。

　　就创作主题上的“合乎”与“服务”，朝鲜绘画首先强调的是领袖及其生平斗争故事，其次是革命斗争史和阶级教育，再次是人们健康向上的生活及包括工业、农业和渔业在内的各条战线上的建设成就，然后是妇女、儿童以及家庭生活、新风尚等，当然风景画和花鸟画也是重要的表现内容。

　　更具体一点，一些画作也有技术上的“合乎”与“服务”。比如宣传画《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７，它就是关于表现领袖的众多基本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在我们曾经的生活中也常见。它的基本技术原则是：

　　领袖。领袖是画面的主体，多在上半部分，且多为半身像，为的是突出领袖的形象。领袖一般都要挥一只手，方向为水平向上三十度，要有力。这只手具有象征意义，一定要画好。至于人物的表情，可以是布满豪情的，也可以是严厉的，比如我们“文革”中的一些领袖像就多是严厉的面孔。另外，也可以从字面来理解“领袖”，就是“领子”和“袖子”的意思，这两个细节当然很重要了。

　　人民。人民群众多在画面的下半部分，一般由“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四个部分的代表组成，他们都有具体的标志，工人老大哥，农民大姐，年轻的军人，知识分子。虽说基本的构成是这样，但假如单独表现，农民的形象一般就是“农民伯伯”。

　　红旗。根据需要而定，或作为底色，或作为点缀，虽说是点缀，却不能够少，不然就没有“红”，就没有气氛，就没有革命的热烈。

　　其他。根据需要补充。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关于领袖人物的表现方式，多在宣传画中出现。故事画有另外的模式，多看一些就能找出规律来。这也是“合乎”与“服务”的具体标准之一。

　　朝鲜画《投到党的怀抱》，表现的实际上是对劳动党的歌颂。关于对党的歌颂，我们通常的画法是让人物通过深情地抱着党旗来表达“党的恩情比海深”。这样的主题在朝鲜绘画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但他们的画法与我们的相比要更专心一些，更有创意一些。这幅画就是以一家人或者一群人行走在投向党的道路上来表现这样的主题的。

　　朝鲜画《缴获讨伐队的输送马车》，表现的是斗争史，在奔驰的马车上开展战斗。从画面来看，缴获的不止一辆马车，当然，车上还有物资，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画面的奔势具有强烈的现场感。

　　《草鞋的故事》表现的是阶级教育的内容。这一堂课很生动，黑板上挂着挂图，挂图的内容不甚清楚，大约是领袖的童年生活，里面还有草鞋，还有草席。画面主体，表情深沉的女教师，一手搭着破旧的衣服，一手拿着一只草鞋，正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五个学生的表情表明他们都被吸引到故事里去了，其中的一个小男孩正伸手去抚摩那件旧衣服。再看画中人的穿着，干净整洁，没有补丁，而且能看到的几双脚上都穿着漂亮的皮鞋。这一点让我很向往。还有，画面中的小朋友都戴着和我们一样的红领巾，假如不是女老师穿着朝鲜民族服，我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画中的生活呢。

　　还有，女老师胸前的像章，也很有象征意义。

　　《在异国他乡》有文字说明，“旅日朝侨怀着作为光荣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高度荣誉，用慈父送来的教育援助费新建学校，培养祖国的同胞成为优秀的接班人。”画中人们的表情都符合人物的年龄特点。假如是我们的画，连那十几个儿童的表情都会一脸肃穆，但这张朝鲜画没有这么做，该调皮的孩子还是在调皮，该好奇的孩子还是在好奇。

　　金永哲创作于1978年的朝鲜画《冒着暴雨》具有典型的金日成时代绘画的特点。一方面，作为绘画作品，它很真切地表现了一个现场：暴雨狂风，地里的玉米快要被吹倒了，人们带着绳子和木杆去固定和保护。我仔细观看了一下，他们的玉米种植方式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所采用的方式差不多，都要将土地弄出沟来，或者在玉米的根部堆成小土堆，这个工作我们称之为“壅土”。这个工作对孝子来说，真是个枯燥的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夏天丰沛的雨水不会浸泡玉米的根部并最终使它们倒下去。画中的雨水正沿着小沟流动，它的真实感比照片强许多。

　　另一方面，体现在这幅画所要表现的主题上，也就是主人翁精神，爱护公物的情操和行为。假如是私人的玉米地，大约不至于用这样张扬的表现方式，合作农场的就不一样了，要靠众人的爱护，主题因此就提升了。画中的人们给我们更强烈的现场感，同样不是用相机能表现的。除了前景中的人物外，背景中还有两人也正冒雨跨过木桥，做着同样的事，说明有这样自觉意识的人是很多的。这样的情形，说实话，在我们的“文革”绘画中也是被鼓励的，也产生了很多这样的画作。

　　画作中，主体人物的脸都仿佛被一束柔和的“红光”照着，接近本质了，这就是那个时代塑造人物的典型方式了。

　　这是金日成时代朝鲜画所提倡的表现方法。

　　《灿烂发展的朝鲜美术》一文中说：“由于在发展美术方面树立主体的结果，朝鲜画等各种美术已经发展成为适合我国人民的民族情趣和感情的美术。继续优良传统的朝鲜画，通过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断得到发展，今天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最全盛期。”

　　这个时期是1976至1978年。

　　有时我将中国画与朝鲜画作比较，发现两者并不好比，中国画更讲究写意，朝鲜画更讲究写实，从趣味上来说也各有所长，但朝鲜画更典雅，更细致。姜贞任创作的朝鲜画《早晨》就能很好地说明朝鲜画的典雅趣味。画面中，妈妈正预备带两个孩子出门，姐姐帮弟弟整理衣服，妈妈拿着帽子正预备给小男孩戴上，一个很日常的生活场景。这幅画也创作于1978年，我无故地会感受到画面中无法阻挡的优雅气息，与我们文革时期绘画的张扬与狂燥相比，它就是宁静。

　　朝鲜绘画主要有朝鲜画、油画、宣传画、版画四个画种，还有水彩、蛋彩画及其他工艺画种，其中朝鲜画是受到大力鼓励和提倡的。

　　1978年，在朝鲜首都平壤举行的朝鲜“国庆三十周年第十四届国家美术展览会”，其中朝鲜画的数量比其他画种的所有总数还多，而且，“展览会展出的所有朝鲜画彻底体现共产主义人学的要求，全面实现以原色为基础的彩色方法，进一步丰富有力、优雅、高尚的民族绘画的特点”。对于其他画种，“展览会还说明，由于我们党的主体的文艺理论和方针，出版画、雕刻和油画等各种形式的美术基于朝鲜画得到发展”。

　　原来金日成时代的朝鲜画追求的是“丰富有力、优雅、高尚”这样的标准。

　　他们体现的是“人学”。他们是“以原色为基础的彩色方法”。

　　显然，朝鲜画是金日成时代的重要的美术贡献。这与金日成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他曾经提出过大力发展朝鲜画的倡导。还有就是朝鲜画一直坚持着写实的传统，从十七、十八世纪直到朝鲜解放后都是如此。第三个因素，朝鲜画家的努力探索也不能忽视，他们最终将民族情感和独特的艺术理解渗透进朝鲜画中。

　　我看到的一些传统的朝鲜画，受中国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受日本绘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直到现在，大多数朝鲜画的落款方式仍是中国画的竖题方式。

　　金日成时代的朝鲜画，有人这样归纳其画法特点：笔致工匀，隽永清新，画面丰盈，构图严谨，笔触细腻，风格清雅。

　　朝鲜人自己的看法则是：优雅、高尚。

　　《舞蹈》、《夏令营的清晨》也体现了朝鲜画的这些特点。画面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工笔画中，但朝鲜画的这种透明的趣味我们却少有表现。

　　在油画方面，朝鲜画家也像我们曾经所做的那样，探索油画的民族化问题。这一点可能都面临共同的结局：民族化的油画变得不伦不类。在朝鲜画家群中，韩明哲创作的油画《不死鸟》，我认为是具有强烈朝鲜民族趣味的，透明的北方原始森林的调子，顽强生存的落伍的伤员，可以摸到、呼吸到的生命的气息，都表明作者对油画的民族化是下了功夫的。这幅画的表达方式也非凡，描绘的是战争，却使人感受到美好，感受到抒情，感受到生气。

　　一般认为，金日成时代的朝鲜油画受俄罗斯油画的影响较深，一方面是朝鲜的一些艺术家长期在苏联留学、执教，另一面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倾向于全面向苏联学习，在油画方面向俄罗斯学习也是自然的事。

　　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朝鲜的宣传画显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因为宣传画有实用的目的，尽管大量存在，并且也可能是闻名画家画的，多数情况下却并不被作为艺术品对待，展示过就没有了，也少被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珍藏。另外，就宣传画来说，中国的宣传画与朝鲜的、苏联或者其他国家的宣传画，表现方式大致差不多，主要是强调广告功能，突出主题，吸引眼球。我们可以看看朝鲜宣传画《把革命的新一代培养成为得力的主体型共产主义接班人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万岁７这些作品，似乎都是“熟悉的面孔”。

　　关于朝鲜的版画，显然没有中国的新兴版画有传统。中国的新兴版画从鲁迅开始提倡到延安时得到发展，最终成为斗争和宣传的重要方式，尽管建国后并没有得到非凡的提倡，但是与朝鲜同时代的版画比起来，还是更具力度和版画趣味。而且，从我收集的关于朝鲜的版画资料看，他们也过于向朝鲜画靠近了，在形式上少了版画应有的趣味，或者说“木头”的趣味，这样也导致他们创作的版画更费时费力。因为版画要先画出来，再刻在木头上，再套印，而假如又过于追求朝鲜画的那种细腻效果，有这些功夫真不如多创作几幅朝鲜画。况且，创作一幅优秀的朝鲜画，光花在画布上的时间也需要几个月，何况是版画。

　　版画《索道建设者》，朴龙富创作。冰天雪地里，盘山公路上，到处都是工作的车辆和人群，人们的表情是幸福的，也似乎是刻意的。这一点，与我们“文革”时期的版画倒真有一比。作品中的人与景过于强调写实，作者也确实试图将朝鲜画的一些因素放在里面，初看，并不认为它是一幅版画。创作这样的一幅作品是很不轻易的，光套色就不知要下多少心血。

　　《丰收的喜悦》表现的是开阔的丰收景象，让人想起北大荒的知青版画来。版画《英雄松树》还好，保持了版画的趣味，也渗透了朝鲜画趣味。

　　对了，不要忘记朝鲜的美术机构和画家群的情况。朝鲜画家能心平气和地创作出这些画作，与他们的制度和待遇也有关系。他们参考借鉴前苏联和中国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美术机构。首先，全国有美术家总同盟，相当于我们的美协；有万寿台创作社，是一个直属党中心的美术机构；中心美术创作社，属文化省艺术局，相当于国家政府的美术机构。其次，还有白虎创作社、平壤美术大学、松花院创作社、三池渊创作社等美术机构，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创作、组织机构。三是地方各级也有专门的美术创作机构，相当于中国的各级地方美协。四是很多大学设有美术专业院系，既开展研究和教学，也组织创作。朝鲜画家还分级，有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高级画师、画师等级别，最高级别是人民艺术家。美术创作设各类奖项，最高奖为“金日成奖”，这是很多画家向往的荣誉。

　　朝鲜民艺联合社近年来在北京、青岛、广州等地进行过巡展，但画作多为风景画，较少反映我们揣度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作品。

　　慈父，以这个词来代称金日成，根源于“主体思想”。在主体思想中，有“革命的首领观”，它是这样描述的：“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首脑是头，党是躯体，人民是手足，躯体和手足应当服从头脑的指挥。假如没有头脑，就失去了生命。”还有“社会政治的生命体论”，它是这样描述的：“父亲给人肉体的生命，领袖赐予人政治的生命。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应当服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团结在领袖四周，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关于慈父金日成的画作吧，也许里面就隐藏着秘密。

　　在我收集到的近百幅朝鲜绘画资料中，关于金日成的占了三分之一。这些画作将金日成的一生都作了典型回顾。这种绘画上的回顾当然有提高的成份，使他从一出生就具有伟人的气质和慈父的情怀。

　　我收集到的关于金日成的绘画，有几个特点：

　　一是题目大多是解说性的。比如表现金日成少年时代流亡中国东北的一幅画，在广阔的雪地里，金日成一脸探索真理、寻求革命的坚定，这幅画的题目或者解说是“金日成同志怀着光复祖国的雄心壮志，渡过鸭绿江”；比如表现他在雪地里关爱儿童的一幅画，说明是“慈父领袖金日成元帅在抗日战争时期，把马鞍山的儿童抱在怀里”；再比如分炒面的一幅画，在雪地里，火堆边，金日成正在给战友分炒面，说明是“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艰难行军的日子里，给队员以亲父母般的照顾，他甚至把队员们请他用的一盒炒面也都分给大家吃”……这种做法有些像新闻照片的解说，不像我们关于领袖的绘画都有简洁诗意的题目。

　　二是更注重细节。除了部分标准画像外，金日成在画作中大多数时候都做着具体的事。《金日成同志同医务人员和患者谈话》，金日成很随意地倚在桌子边，右手的食指正在点着桌面，表情也确实亲切。有意思的是，桌面上居然有玻璃瓶，里面养着徐鱼。再看窗台上，居然有一个插花。是医院里特意预备的？是画家有意加的？假如在我们的文革生活中或者画作中出现，是什么情调？资产阶级情调？原来朝鲜并不怕资产阶级情调，金日成也不反对这点情调。

　　《金日成同志以慈父之情照顾农民生活》，画面中的金日成在干什么？仔细看，原来他在给一位老农民划火柴点烟，围在他身边的人也不是象征性地听他象征性的教导，而是很放松。假如在我们的绘画中，这幅画的题目应该是《金日成和我们心连心》。对了，画面中还有两只鸡在随意地走动，显然，它们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将军送来的灵药》一画中，并没有出现金日成的形象，伤员得到的灵药是两名人员专门送来的，而灵药也不是我们画作中惯常用的“红宝书”等象征性的物品，它是真正的灵药——两根人参。帐篷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两匹马在等待。

　　当然，作为领袖，也少不了说教的仪式。《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主持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的会议》、《一九三零年四月二十五日，金日成同志宣告抗日游击队成立》、《金日成同志主持一九三六年的南湖会议》、《金日成同志组织普天堡战斗》、《实行土地改革之前同农民谈话》等画作都是这样的表达。

　　三是大多不署绘画者的姓名。这可能与朝鲜的绘画制度有关。据说金日成的画像都是由专门的画家来创作的，这些画家要经过严格的政审，要技巧高超。从有关金日成的画作来看，显然是可信的。对朝鲜画家来说，为领袖作画也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任务，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还据说他们作画前都要精心预备，而且是真诚地预备，有点像我们所说的焚香净手。当然，这些画家的社会地位也是很高的，国家给予他们相当优厚的待遇。画家的创作是为了国家，为了领袖，为了人民，这些画作属于国家所有，自己不能任意买卖。由于待遇高，画家也不需要靠出售作品生存。也就是说，他们是为荣誉而创作，而绘画，并不是为了钱。在这样的制度下，署不署名似乎并不重要了。而且在我们的“文革”中，这种不署名或者集体署名的情况同样存在。

　　四是，关于“慈父”的绘画中，并没有出现“战友”。而在毛泽东时代的绘画中，却时常出现“领袖群像”，至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及其他元帅形象时常会出现在画作里，究竟是一个整体。当年与金日成并肩战斗的形象并没有出现，至于光复后的其他领导人，都在此后开展的党内斗争中逐渐排除了。反过来说，慈父也似乎只能有一个。

　　领袖画中当然也要表现与孩子的亲密，金日成也不例外。但关于他的画作中，却不是我们常见的假想的献花仪式，而是在一个幼儿园里，正在玩的小朋友热闹地围在他的身边，他自己也很开心，画的题目叫《敬爱的爸爸金日成元帅来到我们的幼儿园》。还有一幅《慈父领袖和孩子们在一起》，也是一样的热闹情趣。就这一点，比我们的画家要高明许多。

　　这可能也是表现“慈父”的重要方式。

　　总的来说，这些画“郑重地描绘了伟大领袖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献出一切进行奋斗的光辉灿烂的革命历史，刻画出他在这一行程中所留下的永不磨灭的足迹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革命的美术作品是我国人民对伟大的革命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亢的颂歌和忠诚的叙事诗，赞美他以非凡的睿智和卓越的领导艺术开辟和发展主体艺术的新时代，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

　　这是1978年朝鲜“国庆三十周年第十四届国家美术展览会”上的评语。

　　我很喜欢一幅叫《任务》的朝鲜画，作者是李吉男。关于李吉男，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资料：他1940年2月出生在中国吉林，中学毕业后，于1955至1961年在朝鲜平壤美术大学朝鲜画学部学习，此后一直从事朝鲜画创作，1982年，他获得功勋艺术家称号，1996年以后，担任国家作品审议委员会朝鲜画部副委员长等职。

　　《任务》清新淡雅，湖水、芦苇荡、身着绿军装的女军人，还有身背军衣、手提便携缝纫机的缝纫队员。面画中的女缝纫队员似乎要前进，被一名握枪的女战友挡住了，而另一些缝纫队员正从另一个方向离开。题目具有双关意义，对女战士来说，前面正在发生的战斗是自己的任务，不让不带枪的女缝纫队员进入战场是自己的任务。而对女缝纫队员来说，将衣服送到前线去是自己的任务。画面抓住的正是这个温情而动人的战友情怀。

　　但更多描绘战争的画作不是这样的，而是直面现场，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在金日成时代，斗争史当然也是除了金日成像之外的重要主题，忽视不得。这些画作中的“斗争”，贯穿着朝鲜近现代史的全过程。

　　《歼敌号声》，描绘的是抗日武装斗争时，一个奋勇战斗的场面。画面中十多位军人形象生动，各自做着自己的工作。这个场景与我小时候看过的无数关于战斗的连环画是一样的，能引起热血情怀。只不过这是一幅彩色的画面，更真实，更引人入胜。

　　《神出鬼没》是一幅版画。这幅画有文字说明：“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武装斗争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灵活的战法，图为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员们扫掉雪地行踪，保护大部分的转移，使日寇胆战心惊。”

　　《根据地的新春》描绘的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军民一个娱乐活动的场面，画面中，军民一起，似乎在表演一个令人快乐的节目，有人都笑得快背过气去了。表现的是军民一心。

　　朝鲜建国后的斗争也不少，相关的画作也不少。《燃烧的岛》，风浪中的战斗，妇女们划着小船将弹药送到小岛上，而小岛的另一面正在进行着战斗。由于风浪大，小船并不能靠岸，一名海军战士在水中用肩扛着，其他人赶紧搬运。我在海军服过役，知道在礁石上做这样的工作的艰难。但岛在燃烧，激情在燃烧，这才是根本。

　　其他还有《守铁路》、《在敌后》、《坚守国家的动脉》等，表现的意思都很明了。倒是《死守国旗》表现的是什么时期的内容我不是很清楚，但画面上的形象，总是让我想起江姐、想起狼牙山五壮士。画面，远方还有一批革命者，正在被一些士兵模样的人枪杀。在这些顶天立地的人面前，子弹算什么？《元旦凌晨》，蛋彩画，许能泽作，说明文字是：“狱中的南朝鲜革命者和爱国人民在元旦凌晨敬祝民族的太阳、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万寿无疆。”

　　说实话，这可能倒真是一个实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朝鲜有苏联和中国的援助，可开门做生意，国内也没有开展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类破坏经济生活的运动，经济据说是比韩国好一些。九十年代后，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没有或者少了，又受到美国组织的经济封锁，加上当时朝鲜国内的灾难，经济生活就衰落下去了。而韩国则成为了亚洲的“小龙”，据说现在朝鲜人更喜欢往韩国跑。

　　火热的生活，也是金日成时代朝鲜绘画表现的主要内容。

　　金日成时代的朝鲜大力发展基础建设，这一点也和我们同时代的情形差不多的。朝鲜画《白岩岭的电气化铁路》就是表现基础建设的。山高林密，冰雪天气，在这漂亮的风景里，奔驰着一列火车，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朝鲜建设的成就。

　　关于工业建设，在七十年代初金日成就公布说：“我们出色地贯彻执行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党代会提出的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就……把我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光辉地实现了。”

　　我们在“大跃进”时代称钢铁为“元帅”，说明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金日成也很重视钢铁建设，前面提到的油画《战争刚结束时在降仙》就是表现他关心钢铁生产的绘画作品。虽然金日成并没有组织开展“大炼钢”运动，但在钢铁生产上，朝鲜也开展了“增产斗争”。《金日成同志在黄海钢铁厂进行现场指导》，表现的也是他对钢铁生产的关心。朝鲜画《金策钢铁厂的轧钢工们》表现的则是钢铁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朝鲜钢铁工人的形象与我们的几乎“一模一样”。

　　朝鲜的工业建设上还有新事物，那就是电梯。油画《爷爷游览平壤》就是表现这样的新事物。那可是七十代初，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年代有没有这样的新鲜事物。对我来说，1993年，我体验到了电梯。而现在，据说平壤之外的朝鲜百姓要进首都，需要拿介绍信。

　　农业题材的绘画作品也不少。朝鲜画《机械化家庭的荣光》，画面里，全家正集中起来照相，表情很开心，孝子还把玩具拖拉机也带来了。背景是拖拉机等三台农业机械，还有代表丰收的玉米棒。实际上，朝鲜没有搞人民公社，但也搞过合作农场，因为没有资料，只能推测效果可能比中国的要好一些。

　　版画《芦苇丰收》表现的也是丰收的场景。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场景更多的是金黄色或者桔红色的，朝鲜的画家偏爱诗意的蓝色。

　　朝鲜画《爱》表现的是养猪女工对猪的喜爱和关心。这种场景多在我们的知青题材绘画中时常出现，意谓知识青年能适应广阔的农村生活。关于“猪”是否能够进入画作，我们的美术界在五十年代曾有过讨论，当时有一幅月份牌将可爱的小猪们画得过于干净漂亮了，然后就引发一些希奇的讨论。在朝鲜，想必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回合。

　　朝鲜画《梯田下甘雨》，太熟悉的题材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的画作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真是不少。这幅画表现的是农业的机械化内容之一。

　　朝鲜画《下地》也是表现农业机械化的内容，画中女主人翁骑着的三轮农业机械真是很有特点。

　　朝鲜是半岛之国，与海的关系更亲密，关于渔业的题材自然少不了。版画《港口之夜》、朝鲜画《潜水员的喜悦》表现的就是渔业的发展建设和丰收场景。至于朝鲜画《开垦海滩》，很自然地就让我们想起过去的垦荒运动。对了，朝鲜绘画中关于冰天雪地的场景很多，但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很多女性却穿着露腿的裙装，不怕冷吗？还是别有原因？

　　当然，金日成时代的绘画作品中也有花鸟画，也有风景画。这里出于某种揣度的目的，将这一部分略去了。与我们的毛泽东时代美术相比，这两个方面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究竟，朝鲜人更喜欢它们。

　　表现火热生活的画作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发现，画面中的人物和我们有着一样的“文革”式笑脸。在这个方面，朝鲜画家显然也借鉴了我们的“红光亮”和“高大全”。为什么这么说？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绘画就与我们的不同，朝鲜因为非凡的关系，这方面的借鉴当然会多一点。但朝鲜绘画者是较为清醒的，他们只是有限度地借鉴，具体一点，“红”，他们就并没有过多地借鉴，他们更喜欢蓝色调；“高大全”也有保留地借鉴，至少他们的画作很少有半身就占满整个画面的普通人形象，至于宣传画中的领袖人物形象，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有时会冒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就是将部分朝鲜画放到我们相关时期的画作中，或者反过来将我们的一些画混在金日成时代的朝鲜画作里，看一看有没有人发现。我想，真有意这样去做，能被“无意中”发现并挑出来的机率会很校

　　表现在画纸上的火热生活、灿烂笑脸，我们是一样的。

　　妇女与儿童是绘画永恒的主题。即使在金日成时代，朝鲜绘画中的女性形象也更多地突出女性美和纯洁美。我们的绘画中，对近现代女性形象的表现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以上海为基地的月份牌美女画，表现的不是纯洁，而是“娇”和“艳”，还有“妖”的一面；一个是解放区新年画中的妇女，过于朴素，较少女性气息。建国后，月份牌改造，妇女的形象也开始向健康活力方向发展了。而其他画种，到文革时，妇女的形象则向男性化、公式化方向发展，完全排斥了女性美和纯洁美的趣味。

　　朝鲜绘画中，《新芽》就是很好的表现女性美的作品。画中的两个女孩正在查看种子发芽，她们的形象清新健康，整个画面透出纯洁、完美的气息。这是在骨子里的东西，与我们《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比较起来，区别很大。还有，朝鲜画中，女子较少有横眉冷对的形象，但我们的画作中，横眉冷对的形象比比皆是。

　　朝鲜妇女也参加劳动，也像男子一样干活，水彩画《在打速度战的日日夜夜》里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形象。其他还有女跳伞队员、女拖拉机手等等，都与我们毛泽东时代的妇女形象大致干一样的活。假如专门将这些画挑出来，反映的似乎不是“男女平等”，“妇女劳力得解放”，而是一种“伪平等”，其中的道理不说也明白，假如要解释，反而说不明白。

　　金日成时代的绘画中，居然鼓励爱情。油画《前线来信》中，一个乡村女孩收到一封前线来信，正在山坡上一棵松树下读着。读信的女孩表情欢欣又严厉，膝盖上有信封，还有一张军人的黑白照片。更有情趣的是，她的三个伙伴正偷偷跑来看呢。

　　这才是生活，美好的生活。这在我们文革的绘画作品中，恐怕要出问题。

　　我们的画作表现前方来信，主要是一堆人聚在一起来，仿佛看表扬信一样。

　　朝鲜绘画中的儿童形象，也更注重天真的天性，比如《小文艺队员》少了我们毛泽东时代画作中的“小大人”和战斗者形象。比如说《闪闪的红星》放映后，很多画作中的孝都成为了“潘冬子”。

　　朝鲜绘画中也有小英雄的形象。比如朝鲜画《革命组织来信》，即将开满金达莱的山林，一个在山上劳动的小男孩给“游击队”送来了组织的信，小男孩的骄傲感溢于言表，有孩子的气息。

　　朝鲜的孩子也提倡新风尚，如《我们分团的同学》、《在半路上》。

　　表现家庭生活的画作《学步》，在我们毛泽东时代绘画中较少出现。画面的一家人，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外出休闲，最小的孩子刚刚学步，其稚态可掬的形象刻划得非常好。两个成年人的胸前都配着像章。有意思的是，男子居然穿着西装，而且梳着油亮的发型。这是1978年的展览作品，在同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画作怎么能出现呢？

　　表现妇女和儿童的朝鲜绘画中，最动人的还是朝鲜画《咱们的老师》。战争年代，风雪交加，现彻有敌人的车辆和尸体，女老师和学生相见了，学生似乎都是战斗成员，他们挂着枪，背着号，正从四面的隐蔽之处奔出来，扑向他们的老师。其中的一个信手，笔挺地站着，举起右手向老师敬少先队礼。

　　战争残酷，直面生死，但敬意还在。

　　对于朝鲜画《要拜见将军》，我看到后一直在心中留下难于言状的纠结情绪。

　　这幅画的作者是李京南。

　　李京南出生于平安北道定州市，毕业于平壤美术大学绘画系油画科，毕业后分配到朝鲜中心美术创作团。有关的报道说：“他为响应金日成‘发展朝鲜画’的指示，由油画转向朝鲜画的创作。他绘画是昼夜不停的……他工作现场就是生活现场，画笔一刻不离手，整天埋头在朝鲜画的创作上，就似乎战场前线的冲锋战士一样，一刻也不离开自己的阵地。眼睛熬红了，持画笔的手抽筋了……他以极大的努力和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终于成功地扭转了方向舵，驶向朝鲜画的岸边，终于成为朝鲜画的大家。”

　　1997年，李京南在朝鲜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

　　我不懂朝鲜语，也没有到朝鲜去探访过，我只能依照自己的熟悉来揣度这幅画。

　　画作表现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在挺拔气派的建筑里，高大的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纱帘，乳白色的吊灯安静地吊着，带有金色花纹的红地毯铺满了地板。在这个象征重要场所的空间里有三个人，一个是身着军装的卫兵，他形象高大，他正弯腰扶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虽然只是孩子的身形，但他也是一脸挺拔、一脸景仰和一脸的执着，他目光坚定，看着遥远的远方。他还赤着脚，小手里分别提着一只草鞋，他干净的衣服缀满补叮而他身边的女子，应当是小男孩的妈妈，身着传统的朝鲜服装，手中抱着一个包袱，不知是自己的用品还是送给想见的人的礼物。她的衣裙上也有了不少补丁，她的神情也像小男孩一样执着。

　　他们要拜见金日成将军。

　　这幅画也是出现在1978年朝鲜“国庆三十周年第十四届国家美术展览会”上，而且应当是在相近的几年完成的，因为在1972年朝鲜举办的庆祝金日成六十寿辰的“在金日成同志的伟大主体思想的旗帜下”的艺术展中并没有出现这幅画作。

　　我的纠结在于，这幅画无疑具有非凡的味道，它似乎对一个时代含着暗讽，对某种人们尊崇的东西含着暗讽。当然，画作的表面上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或者说绘画者将这种意图隐藏得很深。我没有在那样的场景里体验过，但显然，至少从物质上，我会感到失衡。身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执着地要拜见高大而空阔的“建筑”，这又是一种(《艺术品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