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鸟石牡丹图》立轴 - 书画作品赏析

八大山人鸟石牡丹图立轴
材质、形制：水墨纸本
尺寸：163×45cm
介绍：
按语：此图为八大山人常见题材，小鸟拳石，垂柳披拂，牡丹盛开，用水墨而五色已具。尤以牡丹为淋漓苳茂，当是从白阳画法中脱出。朱耷中年用笔方折，力量外露；晚年用笔圆厚，神气内敛。此图或方或圆，刚柔兼济，应是六十左右变化成熟之时所作，谢稚柳所谓“丹还九转”，甚是。此图署款“驴”，据当代研究八大山人权威王方宇先生考证，是其五十六、七时习惯的落款，画风与岁月甚合。裱边有吴子玉、谢稚柳题识，皆断为真迹，又曾经王季迁赏鉴（右下有王氏鉴赏印），并多次出版，极可珍。
八大山人“驴”字款《鸟石牡丹图》，此画幅度甚大：纵162厘米，横45厘米，曾印入《艺苑掇英》第19期，第9页，署款“驴”字，印“驴书”。有谢稚柳先生题跋，跋曰：
“八大山人高年晚成，其画笔方而刚者，为前期；盖六十以后，凝重纵肆，风调独绝于当世。则此图款作‘驴’，犹是其前期画，然用笔已圆浑，当是其丹还九转之际，于以见其流派变易之迹，则此图尤足珍也。玉弟出示其所藏，因相与论其画派如此。己未（1979）春初，谢稚柳在广州。”
所论正确。“丹还九转之际”说的是道家炼丹要炼九次才成。八大山人此时书画已接近成熟阶段。“玉弟”是当时书画的主人吴子玉（广东画家吴灏），他也有一段题：
“寤歌堂上寤时歌，揎袖含毫画什幺？笑之不成哭不是，忆来残梦写山坡。戊午（1978）春夜灯下展观八公画，因戏题一绝，梦卯香阁漫识。”
二题并读可知谢稚柳先生对八大山人的作品有深入的研究。
八大山人用“驴”字题款的书画，自辛酉（1681）56岁至癸亥（1683）58岁，这三年中所作为方宇知见者，一共有22幅。这22幅中，题款是单独一个“驴”字者，有九幅，题“驴书”二字者，有11幅；题“驴屋驴书”者，有二幅。其中有画九幅，书法13幅。这些作品分散中国大陆、日本和美国三处，在中国有16幅；日本有两幅；另有两幅只有拓本，原迹下落不明，在美国本来只有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所藏一幅册页，但近闻这幅《鸟石牡丹图》亦流入美国，所以可以说现在美国有两幅。
现在在把这22幅书画，分列于下：
（一）辛酉（1681）五月作山水《绳金塔远眺图》“驴”字款，“驴”字朱文方印，见《泰山残石楼藏书》及《故宫文物月刊》第九卷，第一期，1991.4，张子宁《八大山人山水画研究》插图：二图，90页，原件下落不明。
（二）另一本《山水图》无年份，大约与上列之图同时，或前后不久。“驴”字款，“技止此耳”白文方印。见《艺苑掇英》第19期，第44页，第七图及上列张子宁文中插图：一图，90页，原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三）壬戌（1682）春正月书法册页《瓮颂》六段，“驴书”款，“驴书”白文方印，原迹未见，但有启功先生藏拓本。见汪子豆：《八大山人书画集》第一集，第260-267页，原件下落不明。
（四）壬戌（1682）小春十月题《古梅图》“驴屋驴书”款，“驴”字朱文方印。见《艺苑掇英》第19期，第10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五）无年份，大约壬戌（1682）前后作，《蕉竹图》“驴书”款，“驴屋人屋”白文方印。见《艺苑掇英》第19期，第9页，原件下落不悉。
（六）无年份，《鸟石牡丹图》即本文所论之画，原件已在美国，“驴”字款。
（七）—（十六）册页十幅，大约壬戌（1682）前后作，《狂草自书诗十幅》，其中九幅款作“驴书”，一幅作“驴屋驴书”，部分印入台北《故宫季刊》第五卷，第一期，1987年秋。王方宇：《关于八大山人婚姻问题》，第77至78页，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十七）癸亥（1683）五月初四日作《牡丹图》“驴”字款，《大风堂书画录》著录。原件曾在上海博物馆。
（十八）癸亥（1683）闰六月书《爱梅述》册页，“驴”字款，“驴屋人屋”白文方印。原件不知下落，但有启功先生藏拓本，拓本见汪子豆：《八大山人书画集》第一集，第226-232页。
（十九）无年份，大约癸亥（1683）前后作，酒德颂，“驴”字款，“驴屋人屋”白文方印，见《艺苑掇英》第37期，第12-13页，上海博物馆藏，此卷亦见启功先生所藏拓本。
（二十）癸亥（1683）八月十五日至十月作《花鸟册》，其中一页《鱼》题“癸八月圆日”，“驴”字款，见王方宇、班宗华、史菊刘：《荷园主人》英文本，第95页，日本金冈酉三藏。
（二一）上列册页中另一页《母子鸡》“驴”字款，刊印及藏家同上。第93页。
（二二）无年份，大约癸亥（1683）前后作《花卉册》，其中一页《竹》，“驴”字款，见各种中英书刊，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此为惟一有著录在美国“驴”字款之画幅。
此《鸟石牡丹图》刘九庵先生在所作“再记八大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见《故宫文物月刊》第9卷，第一期，1991年4月，第118-125页。）中，认为此图当为仿作。所持理由有四：
（一）八大山人鸟，以一足聪于树枝坡石上，绝少双足并立者。此图中之鸟为双足踏石，有违常规。
（二）用笔为圆浑笔墨，应属甲戌（1694）左右的风格，名款不应是“驴”字。
（三）“驴”字款缺乏刚劲之气。
（四）鸟尾有复笔。
方宇以为此四点中以第二点最为重要，但此点已为谢稚柳先生点破，以“丹还九转”接近成熟之作为解释。盖书画家作者之转变，并非绝对在某时以前及某时以后，有划然的分界。在转变期间，常有前期之作与后期之作交错出现之现象。八大山人作品在壬戌至己巳之间正是力求转变之期。此期所作书画皆极不一致。在壬戌、癸亥之间，八大山人能不能有圆浑笔墨出现呢？八大山人画法转变的历程，是跟随他书法转变历程而转变，先看看他书法的历程。
八大山人书法，先自欧字入手，在34岁己亥（1659）年作《传綮写生册》（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时，已经能写各种书体，41岁丙午（1666）作《墨花图卷》时，题字已有董其昌笔意。在46岁辛亥（1671）为孟伯作《题画诗轴》，及49岁甲寅（1674）以及51岁丁巳（1677）作《梅花册》都有可以乱真的董其昌体的字。在这些董其昌体的字中，表现的圆浑笔意是非常清楚的。八大山人在辛酉（1681）至癸亥（1683）之间，曾用圆笔作画是绝对可能，况且他正在求变期间，多方尝试，偶然试以圆浑之笔，也是极有可能。所以谢稚柳所说“丹还九转之际”是颇有见地之论。
至于刘九庵所说画鸟单足双足以及鸟尾复笔之论，都不一定是有决定性的论据，八大山人画常用复笔，也是屡见的事实。属名“驴”字接近圆笔，解释如上。但“驴”字结构以及运笔之笔路，却与其它多数“驴”字款近似。
以上所论以外，最有要害性之论点，应是“驴书”二字之图章。此点极关重要，而谢、刘二位皆未曾涉及。第一：“驴书”二字在八大山人作品中出现次数不多，题款中除《狂草自书诗》及《瓮颂》拓本以外，就只有“驴屋驴书”在《狂草自书诗》及《古梅图》中出现。但一般学者都以为，“书”是“书写”之“书”，“驴书”解作“驴所书写之作品”，但“驴书”二字在《蕉竹图》上出现，而在书法《瓮颂》上，款作“驴书作”。假如“书”是“书写”之意，后面不应再加“作”字；也不应在画上题“书写”之书字。所以方宇以为“驴书”是八大山人另一别名。刘久庵在所作《再记八大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中有详论，因为是另一别名，所以有“驴书”一印，“驴书”印必非伪作者所能虚造，那幺此印是不是照八大山人原印翻刻呢？不是。因为此印和《瓮颂》拓本中之印，是同一来源，也就是同自一方石印所出。于是从笔墨中看，画笔和名款之笔墨，以及印章上看，此画为八大山人“丹还九转”之作无疑。